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提出，“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自那以后“雙循環”就成為了海內外熱烈討論的議題。

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末啟動改革開放進程，那時遏制經濟騰飛的主要障礙是外匯儲備短缺，而政策制定者則面臨著困境：沒有外匯儲備，就無法迅速啟動出口，但如果沒有足量的出口增長，又無法賺取和累積最基本的外匯儲備。

所幸從那時開始興起的OEM代工行業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打破僵局的機會。盡管外匯儲備捉襟見肘，中國企業卻得以進口和加工由外國企業外包的各類零部件，然后拿到國際市場上出售。

這種加工貿易令中國得以在充沛且低成本的熟練勞動力方面發揮比較優勢，逐步建立了一個進口中間產品加工后再出口的反饋循環。在每一輪循環中，中國企業都能積累更多的外匯儲備，而儲備的增加反過來又促進了更多中間產品的進口、加工和出口。隨著積累外匯儲備的速度不斷加快，中國給予外國直接投資的優惠政策吸引大量資本流入，又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趨勢。

1988年，學者王建創造了“國際大循環”一詞來描述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取得了驚人的成功。1981年，中國的出口和進口額分別只有225億美元和217億美元。到2013年，中國的貿易總額已近4.2萬億美元，位列世界頭號貿易國。在這30年間中國GDP從世界第17位躍升至第二位。

但是出口導向戰略可能會在經濟增長超過某個節點時產生反作用。在“國際大循環”模式下擴張了40年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小型經濟體，其出口導向對全球的影響也不再微乎其微了。事實上自世紀之交以來中國采購的任何產品都有提價趨勢，而其所有產品的售價卻一路走低。

與此同時，中國勢不可擋的出口導向激起了各進口國激烈的貿易保護主義抵制行動。中國持續保持的貿易和資本賬戶盈余轉化為不斷累積的外匯儲備，其規模在2014年達到3萬億美元，已遠遠超出了確保流動性所需的數額。

中國政府自身也早就意識到“國際大循環”戰略的成功會引發種種新問題。2006年初發布的“十一五”規劃明確指出：中國的增長應基于國內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經濟增長的動力應從投資和出口的增長轉移到消費和投資的平衡增長，以及內需和外需的平衡增長。

但是中國經濟的轉變在此之前就已啟動，證據就是其貿易相對GDP比率和出口相對GDP比率都在2006年分別達到65%和36%的峰值。在2008到2018的十年間，凈出口占中國GDP的比重從10%下降至1%。自2009年以來凈出口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幾乎每年都是負數。

由此看來，最近“雙循環”概念的引入并不意味著中國的增長范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而特朗普政府的“脫鉤”和制裁政策使得中國別無選擇，只能加倍努力將經濟增長與國內需求聯系起來并支持國內創新，以此確保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這或許有助于解釋中國為何強調“雙循環”。毋庸置疑，憑借龐大的14億人口的國內市場和發達的制造能力，中國無論被貼上什么標簽，都能生存下來。

標簽： 雙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