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細無遺的描摹讓人可以分辨具體的物種
在這批畫中，我們能看到一套繪制于19世紀的花卉圖，紙本水彩，共6幅。館方并沒有注明每種花的品種，但從花形、葉形及形態比例等方面判斷，似乎有梔子花、夜來香。畫家精細地描繪了花瓣、花蕊、花萼、花苞、葉脈、枝條等細節，一些畫甚至對正在枯萎或者破損的葉片也高度還原地畫了下來。
另一套由順呱畫室出品的海螺、貝殼主題水彩畫也非常精美，共12幅，每幅畫中安排了5~6枚螺類或貝殼。各種螺、貝的特征非常清楚，一些品種，比如骨螺和一些可能是蛤類的貝類殼上的棘刺，雖然細小且繁多，也很有耐心地一筆筆畫出來。遺憾的是，這些畫作的作者似乎并不掌握各種螺、貝的準確名稱，這或許與當時人們缺少近現代物種分類的知識有關。
順呱是廣州番禺人，在19世紀30年代的廣州洋畫(即用西洋畫技法來表現中國風土人情主題的畫作，外銷畫是其中重要的品類)圈里有較大名氣，創作了大量不同主題的貿易畫。館方指出，他的船舶題材畫最為精美。
還有一些以魚為主題的畫作，能看得出作者在努力把握不同魚體形、顏色、斑紋等差異。遺憾的是，這些魚圖還是沒有標注精確的種名，而且造型上顯示出了一定的雷同，我們只能根據它們的樣子大致猜測：這條可能是黃腳立，那條可能是巴魚，另外那條可能是長嘴魚或者針魚。館方專家們也表示，原來以科學標本為目的的博物畫，那時“逐漸發展成與其他洋畫一樣的、純粹的外銷裝飾藝術品”。
這種繪制方式在傳統的花鳥繪畫中還是首次
“隨著近代科學的發展，西方自然科學家將視線轉向了東方，積極尋找新的物種”，前不久出版的《洋畫羊城洋風》一書中指出，“歐洲植物學家或隨商船到訪廣州，或請求到訪中國的人士幫其帶回中國植物樣本，包括植物的種子、標本或植物畫等。正是有了這樣的需求，廣州的畫家們紛紛畫起了帶有植物標本色彩的博物圖。”
需求造就了市場，市場驅動了技術。研究表明，當年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等都曾在廣州雇傭本地畫家繪制用于科研的博物畫，這些畫作目前主要保存在倫敦的相關機構之中。學者吳彩好根據倫敦V&A博物館中收藏的中國外銷畫指出：“繪制的圖畫都有一段完整的枝葉、花卉、果實，還有些有種子的剖面圖，花卉的各部也逐一清晰描繪……以這種方式繪制植物，在傳統的花鳥繪畫中還是首次。”
但我們仍可以推測，那時由于缺乏深厚豐富的相關領域學科背景的支撐，很多畫師在繪制這些畫作時，“合理”的想象和發揮也會存在的。如書中所說的那樣，“愈到后期，博物圖畫的裝飾性功能愈強，后成為純旅游工藝品，與早期帶科學標本性質的博物圖稿不一樣，有些甚至出現了花籃等喜慶圖案。”
高劍父早年熱衷繪制“博物畫”
中國傳統畫中更類似西方博物畫的，應該是在《農政全書》《質問本草》《植物名實圖考》等實用類著作中的那些插圖。
清朝學制改革后，博物學正式進入中國教育體系，如《奏定中學堂章程》就規定：“凡教博物者，在據實物標本得真確之知識，使適用于日用生計及各項實業之用，尤當細植物、動物相互之關系，及植物、動物與人生之關系。”
清末創刊的學術刊物《國粹學報》在1907年增設“博物篇”欄目，廣東順德人、詩人兼博物學者蔡守為欄目繪制了所有的128幅插圖。據學者程美寶介紹，“嚴格來說，蔡守這批博物圖畫，論準確和形似，與當時西方的博物學繪圖都有一定距離，他所有花卉和水果繪畫都沒有附設解剖圖，部分的動物繪畫更加上草木山水等背景，使之看起來更像一幅藝術性的繪畫。”蔡守對他繪畫的某些本土的動植物，應該進行過直接觀察和搜集采樣，同時也應該參考了某些西洋的動植物學著作。程美寶認為他的博物畫技法體現了當時嶺南一些畫人實用主義和寫實主義的傾向，“而不論是前者或后者，都是以廣州為中心，在一個中外文化交匯的語境里漸次形成的。”
有趣的是，當時西方人從廣州引種植物和繪制博物畫的地點，往往就在行商花園之中。所以這些沒在嶺南經典畫史中留下姓名的“行貨”畫家們，可能與當時知名的文人和藝術家群體有著時空的交集。
據學者陳瀅的研究，嶺南畫派開創者之一的高劍父早年曾熱衷繪制博物圖畫，并認為他以這種科學圖畫為參照，開始其“藝術革新”的探索。她指出，蔡守和高劍父的這類作品“依稀可見18、19世紀外銷歐美的嶺南植物畫的影子”。
當然，嶺南本土繪畫中的寫實精神也有本土文化因素的影響，并非僅僅源自外來，兩者之間存在著互動。今天，當我們看到帥府紀念館收藏的這些外銷博物畫時，不禁再次感嘆嶺南文化的豐富性和強大的包容能力。
(記者 卜松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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