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開始,得益于新航路的開辟與成熟,中歐貿易與交流日漸頻繁,瓷器作為最具中國特色的商品之一,源源不斷地輸入歐美地區。彼時,西方人如何看待、使用遠渡重洋的東方器物?瓷器如何融入歐洲的生活方式、室內設計以及時尚風潮?東西方的差異又會碰撞出怎樣意想不到的火花?
昨天在上海博物館揭幕的“東西匯融——中歐陶瓷與文化交流特展”,以全新視角和策展理念,探究早期全球化中的世界貿易和跨文化交流。這是疫情發生以來國際博物館界參與地區最廣、參展規格極高的展覽項目,是疫情之下全球博物館團結合作的范例,來自法國、葡萄牙、英國、荷蘭、美國、瑞士、中國7個國家13家知名博物館及收藏機構帶來206件(組)重量級中外陶瓷與油畫作品,以文化沖破阻隔,用藝術聯結世界,共同譜寫東西匯融的新篇章。
中國瓷器曾對歐洲生活方式、室內設計乃至文化風尚產生深遠影響
整場展覽以一件永樂官窯執壺拉開序幕。該青花執壺曾在15世紀初隨鄭和船隊遠航,是明朝贈予中東的外交禮;又在一百多年后的1547年再次經外交使節——法國派駐奧斯曼帝國的大使之手,自中東輾轉到達歐洲。
據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陳潔介紹,在中歐直接貿易成熟之前,只有極少數的中國瓷器能夠到達歐洲,其中有一部分便來自中東的轉贈,而接受者亦為王室貴胄。最先開辟歐亞交通新航線的是葡萄牙人,1498年達·伽馬船隊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此后持續東進,揭開近世東西方交流的新篇章。展覽顯示:繪有葡萄牙王室徽章的盤、碗是早期中葡貿易的代表性器物,被稱作“首批訂制瓷”。
隨著中西交流的加強,瓷器在歐洲的消費階層不斷擴大,器物的功能亦發生位移,從實用性走向裝飾性。據記載,17世紀后半期至18世紀前期,歐洲王侯貴族爭相打造瓷器宮室,比如路易十四的特里亞儂瓷宮、普魯士腓特烈一世的夏騰堡宮、奧古斯都的日本宮都曾鋪滿中國瓷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葡萄牙桑托斯宮瓷廳——金字塔形的天花板上鑲嵌了近300件中國瓷器,宛若點點星辰,映照出巴洛克藝術的創新與融合之美。本次展覽以最新3D技術在展廳內復原瓷廳穹頂,觀眾可身臨其境地感受這一令人嘆為觀止的瓷器景觀。
而從油畫作品可以看出,歐洲洛可可風格的家裝常常將中國瓷器成組擺放,搭配家具、繪畫及墻面,器物與空間共存,成為室內設計中的點睛之筆。此次展出的荷蘭黃金時代最杰出的靜物畫家之一威廉·卡爾夫的畫作,生動描繪瓷器在西方的使用情境:室內裝飾著來自中國的瓷器,桌面的青花蓋碗、金銀器與豐富的果蔬共同構成象征財富與地位的符號。卡爾夫熱衷于將中國瓷器畫入靜物作品。相似的帶有貼塑人物的青花蓋碗出現在柏林畫廊、丹麥國家美術館、馬德里蒂森·博爾奈米紹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卡爾夫作品中。
展廳中,一件明崇禎年間的青花貼塑八仙蓋碗,與油畫中的青花蓋碗如出一轍。但細細看可以發現,獅子及八仙人物上均施加色彩,從而推測當時露胎可能就是為了之后加彩。但這色彩究竟是在國內添加還是抵達歐洲后添加,在何處添加,還需結合存世加彩實物進行進一步研究。
東西方差異下的工藝融合,一場極富創意的視覺改造游戲
事實上,由于東西方的裝飾傳統、審美趣味并不相同,中國瓷器有時會被歐洲工匠重新裝飾、鑲嵌,這是一場極富創意的視覺改造游戲:景德鎮的釉里紅瓷器被荷蘭工匠添上日本風格的紋樣,盛放毛筆的筆筒被改裝成蓋杯,中西技藝在此碰撞、交融,綻放出獨特想象力與美感。
以一件清康熙的釉里紅加彩劍士獅子圖瓶為例,膽瓶腹部原先以釉里紅繪獅子三只,以青花點睛,余皆留白。這樣的裝飾可能略顯素淡,荷蘭的瓷器經銷商遂請彩繪師在瓶身添加紋飾,以符合歐洲人審美。彩繪師在獅子之間添加身著粉紫色短袍的男子三人,做揮劍砍獅狀,隙地填以花樹,其配色、題材、構圖及繪畫風格,皆模仿日本的柿右衛門式樣。而瓶口、脛部又以康熙五彩的紋樣和配色加繪蕉葉、花卉。東西方三個國家的技藝、靈感在同一件器物上碰撞,相得益彰,極為精彩,是中西不同工藝融合的絕佳實例。
遠渡重洋的中國瓷器見證了中西貿易的發展,不僅對歐洲的生活方式、裝飾風格、審美趣味乃至文化風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直接推動了歐洲窯業的發展與創新。本次展覽精選越南、日本、中東、葡萄牙、荷蘭、法國、德國、英國等地模仿中國的產品,通過精心組合比對,揭示中國技藝對世界物質文明的貢獻。
“作為人類文明見證物的收藏與展示機構,博物館理應成為文化交往的前沿,促進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表示,本次展覽的主題是早期全球化中的東西匯融,而展覽本身則是全球博物館力量的匯融。 “匯融的力量終將沖破阻礙,驅散陰霾,我們攜手與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