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湖北浠水人，196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入新華社工作前后35年，中國新聞學院教授。曾任新華社天津分社記者、經濟參考報理論部主任、新聞采訪中心主任、新聞調查部主任等職。

關于楊繼繩的段子，多與書有關。

一次去復印店 ，小老板正埋頭盜印他的書，當得知面前的老頭兒就是楊繼繩時，嚇了一跳，楊繼繩撫慰道：有人看就好。算是表達歉意吧，按成本價，小老板又給他復印了10本。

自己的書被盜版，楊繼繩有時也會買來簽名送人，因為他自己也沒有原版。對此，出版商利益受損，抱怨楊繼繩沒管。楊繼繩更委屈：“這種事，我怎么管啊?”

楊繼繩的書能暢銷，并不是因為它們輕松、有趣，相反，在他筆下，有種沉重得透不過氣來的壓抑。然而，每次再版，都是洛陽紙貴。足證在這個娛樂化的時代中，我們仍需要一份良知與真誠，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可欺，其實，每個沉默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發聲，面對歷史，我們終將投出莊嚴的一票。

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所有的傷痕與苦難，寂滅與堅持，都將被牢記，都將被刻進永恒。

楊繼繩的書，滿紙滄桑，但從那里卻能讀懂未來。

今天確實存在著一些問題，蛋糕做大了，成本支付少的群體卻得到了蛋糕最甜美的部分，而不是成本支付最多的群體。

十年搞懂四個字

北京晨報：您做了35年記者，這35年是怎么過來的?

楊繼繩：大概分三個階段，前10年還在“文革”期間，那時是跟著跑，90%以上是別人怎么說，我也怎么說，只有少數獨立調查的東西還能留下來，這10年只學了四個字，即“實事求是”，這四個字大家都認識，可真正搞懂，我卻花了10年青春。第二個10多年，很多是獨立調查的東西，自己出選題，自己完成，現在看大多能留下來，當然，應景的東西也得搞，不搞也不行。最后十年左右，我一律不說假話，連應景的話也不說。說真話有沒有風險?當然有。我在講課時對學生說：“一無所求，二無所懼，就能夠自立于天地之間。”一無所求，就是不求別人賜給一頂烏紗帽，二無所懼，就是自己行為檢點一點，不留小辮子給人抓。

北京晨報：作為一名記者，也是“文革”的見證人，當時感受如何，不覺得荒唐嗎?

楊繼繩：當時許多人都是積極參與的。老百姓的初衷是反特權，老百姓對特權非常反感，有一些基層干部也有欺負、壓迫老百姓的行為。這么多人投入“文革”，是有社會基礎的，不是一個號召就能起來的。現在大家都知道，“文革”中很多官員受到迫害，這是事實，但文革中受害最深的還是老百姓。對于那段歷史，很多人寫成了官員的受害史，對百姓受害的揭露不夠，這當然是很片面的。

北京晨報：您那時就意識到這些嗎?

楊繼繩：那時可沒反省過來，只感到有一點問題，比如江青到天津視察，我作為記者陪同，對她的一些做派、言辭很反感，覺得像潑婦一樣，也就到這個層面了。

林子大什么鳥都有

北京晨報：有一些網站說您是“西奴”，甚至聲稱要絞死您，您怎么看?

楊繼繩：聽說過這件事，但沒看到這個網站，對罵人的東西我從來是不理睬的。魯迅先生說過，恐嚇與謾罵絕不是戰斗。罵人是罵人者喪失人格的表現，我只是為他們的人格感到可憐。他們沒有講道理的能力，就像小孩子一樣，剛學會寫字，只能在墻上寫“XX是大王八”之類。他只有這個水平呀，能怪小孩嗎?

北京晨報：這些謾罵者有的還是學者，他們發出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的聲音，是否有點奇怪?

楊繼繩：學者出現文化自賤的情況也不奇怪，他們只是少數人，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罵人，是因為有不滿情緒。不否認，今天確實存在著一些問題，蛋糕做大了，成本支付少的群體卻得到了蛋糕最甜美的部分，而不是成本支付最多的群體。有些人贊美過去，但肯定不會回到過去。我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曾寫過：“人們忘卻了毛澤東時代的恩恩怨怨，把毛澤東抽象成了一個社會公正的符號，并用這個符號來批評現在。”年輕人并不了解過去，他們只把過去當作一個符號。作為學者，如果他本身真的有那種看法，我尊重他們的表達;如果是因為利益所在，想用自己的“罵聲”換點什么，那就很可悲，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這是為歷代所不齒的。

我寫的是歷史

北京晨報：您的《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再版，作為記者，當初您為什么要寫這么一本書呢?

楊繼繩：我不是社會學家，是記者，退休前是新聞記者，退休后是“舊聞記者”。社會學家做階層分析要花很多錢，搞很多測試，選擇幾個有代表性的地方做社會學的觀察。他們做的社會階層分析成果是指一個時間截面的階層狀態。我沒這個能力，也沒這個資源，只能根據各種權威資料和專家的研究成果，進行綜合分析。我這本書不僅是講一個時間截面的狀態，而是講改革前后的變化。1997年，我的《鄧小平時代》寫完了，我就開始寫這本書。《鄧小平時代》是寫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本書是寫一個又一個的社會群體在改革前后社會地位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是怎樣發生這些變化的。所以，這本書與其說是社會學著作，不如說是歷史學著作。

北京晨報：有趣的是，梁曉聲同名的書近期也再版了。

楊繼繩：梁曉聲先生很有才華。他階層分析以講故事為主，描述了不同人群的狀態，很好看，我的這本更偏重分析。兩本書同時再版應該是一種巧合，人們對社會群體分析一直比較關注，并不僅僅是今年。

北京晨報：撫今追昔也許是今年的公共情緒之一，讀了這些書，讀者也許會想，如果當初如何，是不是會避免后來的一些問題呢?

楊繼繩：當然，是有很多經驗教訓需要總結。但是，也不能用現狀來要求前人。人是有局限性的，會受時代、信息和知識的制約，當時的決策認為合理、阻力最小，但實行結果與當時設想的不完全一樣，出現了一些沒想到的問題，這很正常，不能用今天的狀態來批評歷史。

做一個好公民最重要

北京晨報：這本書寫于10多年前，重新閱讀，是否會過時?

楊繼繩：書中所寫的問題，依然值得思考。今天我們關注社會和諧，但社會和諧主要是社會各群體之間的和諧，不是原子態的人之間的和諧，這就要著力去解決各群體之間的矛盾，解決得好，就會化解危機，解決不好，就會加劇危機。如何防止矛盾的激化，就要主動自覺地去改革，建立“制約權力，駕馭資本”的制度體系。我猜想，中國有許多明白人，都會支持改革的，這也包括既得利益群體中的人，他們會主動放棄一部分利益，通過讓步，達成共識，實現共同理想，這是付出成本最少的途徑。

北京晨報：可是誰來負這個責呢?

楊繼繩：有權力就有責任，責任與權力是硬幣的兩面，連在一起，掌握權力而不負責，就是歷史的罪人，我想，在今天不會有誰愚蠢到不負責任的。

北京晨報：對于今天的青年人來說，他們應該怎么選擇?

楊繼繩：最現實的選擇就是去做一個好公民，公民與臣民是相對的，臣民即權力至上，服從、依賴和順從，而公民則關心社會，主動維護自己的權利。如果每個人都是公民，那么就不可能長出專制的毒瘤。但培養公民意識并不容易，因為整體氛圍存有弊端，打開電視，有那么多鼓吹皇權、美化皇權的電視劇，培養的是“吾皇萬歲”、“臣該萬死”的意識。此外是一些低俗化的節目，比如有的電視節目提倡“忽悠”，還傳授“忽悠”的技術，這是很危險的。低俗化的文藝不能培養出公民，只能培養出“愚民”和“臣民”。

標簽： 楊繼繩